2025年初，作家袁德音憑借《殺手皇后》入選收獲文學榜中篇小說榜。

　　這位出生于1999年的青年作家以新穎的視角和獨特的敘事在文壇嶄露頭角，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　　“收獲文學榜”評委吳玄點評稱：“《殺手皇后》的敘事既真實又虛幻，日常生活與懸疑事件并行，詳細描繪了青年人在陌生文化環境中對自我身份的追尋，細膩地呈現了一段關于異鄉青春的迷惘與成長，這是一首郁達夫式的關于青春、孤獨的挽歌?！?/span>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袁德音是浙江諸暨人，他于去年入選“新荷計劃”人才庫，并參加了“新荷計劃”青年文學人才研修班。

　　往前回看，研修班的課程給他帶來了許多創作方面的啟發，“我印象最深的是孫甘露老師那句‘于無聲處聽驚雷’，因此意識到很多強事件可以弱處理，就和電影一樣，很多看似戲劇化的事情，經過一些手段處理，會變成很平淡的故事；一些很弱的事件，可以經過處理變成一件帶有強烈情緒的故事。授課老師往往比我們更有經驗，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新啟發，比如一對一改稿會期間，吳玄老師和余靜如老師就給我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，讓我看到了作品的不足之處，最后重寫了課上的短篇小說?！?/span>

　　作為諸暨人，袁德音聽著西施故里的傳說長大，也時常被碧波蕩漾的浦陽江打動，而他身處此地的所感所想，也總是以一種模糊的面貌反復出現在筆下，“就像小時候課本里提及的那樣，江河總會孕育文化、孕育人類文明，很多故事也會因為河水的存在自然而然生發，就比如散步和在江邊散步，完全是兩碼事情，只要一提在江邊，馬上會有畫面出現。與江河有關的記憶也會一代一代傳承，所謂物是人非，很多物體都不持久，但河流幾乎是永遠存在的。”

　　他說，不會刻意去書寫家鄉，但家鄉永遠在他筆下，讀者會通過他創作的一篇篇故事認識這座小城，了解他愿意表達的東西，“比如哪棟樓突然造起來了，哪條河通了，哪里又有新事物出現，哪里能吃到一些屬于諸暨的特產，這些都是我經歷過的東西，也是我寫作中更注重的地方?！?/span>

　　從諸暨到上海再到日本，生發于異鄉的青春書寫因何動人？如何看待寫作的“地域性”？近日，袁德音接受潮新聞專訪。

　　以下是部分訪談實錄：

　　潮新聞：今年1月15日，第九屆“收獲文學榜”正式公布，您憑借《殺手皇后》入選收獲文學榜中篇小說榜。得知小說上榜有何感受？當初為什么想要寫這篇小說，創作靈感來自何處？為何給它取了《殺手皇后》這個名字？現在往回看，您覺得小說為何會被《收獲》選中？

　　袁德音：之前投稿屢投不中，寫《殺手皇后》前我心里想，如果這篇小說發表不出來，就當絕筆了，結果一投就中了。入圍收獲文學榜的時候我挺開心的，我當時給自己說，能入圍就已經很不錯了，后面肯定沒有了，最后真的上榜了我反而懵了。

　　《殺手皇后》其實是80%的生活加20%的虛構，小說的靈感最初來源于皇后樂隊，他們有首歌叫《Killer Queen》，就像村上春樹的《挪威的森林》來源于甲殼蟲樂隊，剛好我也很喜歡看動畫《JOJO的奇妙冒險》，漫畫家荒木飛呂彥喜歡把樂隊名字用作人物技能，里面有個角色叫吉良吉影，他的超能力就叫“殺手皇后”，手指點個贊就會爆炸。剛好有個朋友和我分享了一個事件，激發了我的創作靈感。

　　至于上榜，其實也是意外之喜，我覺得這篇小說中有一些個人經歷，這可能是評委老師選中它的原因。

　　潮新聞：您的閱讀習慣是怎樣養成的？

　　袁德音：初中時我寄宿在表姐家，她是班主任，房間里全是她沒收的課外書，因為沒事干，我把這些課外書全看了一遍。當時我讀了很多文學作品，里面有古龍作品集，梁羽生《七劍下天山》，斯蒂芬妮·梅爾《暮光之城》，還有《海底兩萬里》《駱駝祥子》等經典作品。高中班級里開始傳閱《花火》《最小說》《萌芽》等雜志，還有笛安、李銳、東野圭吾、村上春樹、莫言和余華的小說，我的閱讀偏好也有所改變。

　　潮新聞：您大學期間為什么選擇日本文學專業？這些年對您影響最大的日本作家是哪位？他的作品如何影響您的寫作？

　　袁德音：我小學期間就初步接觸了日本文學，當時很多小說被收錄在語文課本里，老師在上面講必讀課文，我在下面翻選讀（笑）。志賀直哉、村上春樹和太宰治對我影響都很大，我讀的第一本日本文學就是《挪威的森林》，第二本是《人間失格》，第三本是《女生徒》。

　　如果要挑一本對我影響最大的日本文學，我覺得還是《挪威的森林》，這篇小說我翻了將近十遍，甚至有些段落都能背下來。讀它之前，我對小說結構沒什么意識，可能很多人覺得這篇小說沒那么厲害，沒那么入流，但我個人特別喜歡。以前會覺得日本文學里提到的場景有點扯，或者不現實。但去日本留學后，發現很多場景和書中描寫的一樣，這時會覺得自己好像融進了小說，反而更喜歡日本文學了。

　　我更喜歡第一人稱敘事的日本文學，因為第一人稱更有代入感。我不太能集中注意力，小說有時讀一半就棄了，或者要很用力地往下讀，但讀第一人稱的文學作品就不會有這種感覺，閱讀體驗非常順暢。

　　潮新聞：您在寫作方面有沒有想對標的日本作家？

　　袁德音：以前肯定想成為村上春樹，后面發現我肯定成為不了他，我不可能比村上更優秀，而且就算成為了他好像也沒有什么用，一個作家還是要寫自己的作品。

　　不過，每個寫作者都要經歷自己的模仿期，我最開始寫作的時候也模仿過村上春樹、太宰治，后面才摸索出了自己的風格。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，一個作者往往要面臨無數次投稿和被拒稿，期間會不自信，就想讀一讀期刊和名家經典，看他們是怎么寫的，然后慢慢起步。

　　潮新聞：日本文化給您帶來了哪些新視角？

　　袁德音：肯定是“物哀”，就是最美好的東西往往在最美好的瞬間消逝，“物哀”是日本四大美學之一，也是我去日本之后才接觸到的美學理念，我喜歡的日本作家宮本輝，他創作的小說就體現了物哀之美。

　　我的小說《魚，魚，魚》和《高橋、沙發與琴》，也運用了這種手法。

　　我幾乎是在上海長大的，城市文化對我影響比較大，后來讀村上春樹的作品，去日本留學，會覺得他們小說中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更接近我小時候生活的上海，也因此會對里面的情節產生共鳴。

　　潮新聞：您留學日本前后寫作風格、對創作的理解有沒有發生變化？

　　袁德音：肯定有，我去日本留學前完全沒有接觸過私小說，到日本后我讀了田山花袋和島崎藤村的私小說，發現這種類型的小說其實是我想寫的。其實虛構不能給我很多樂趣，但是回憶可以激發我的創作行為，讓我從腦海里提取到一些素材，通過加工、變形讓它更符合我小說的特性，寫作的過程還會加深我的回憶，非常有意思。

　　潮新聞：對一名作家來說，“地域性”為何重要？

　　袁德音：當作家去虛構一個地方，如果僅用A市B市C市來指代，沒有任何天然的優勢，還需要自己去構想這座城市的種種特質。

　　如果用真實的地標，寫到上海就會想到東方明珠，寫到西安就會想到兵馬俑，再深入挖掘的話，還會找到更多獨特性，它們會自然而然給作家提供更多細節，這些細節極為可靠，也會讓小說變得更具可信度。

　　潮新聞：不同地域元素在腦海中碰撞，會擦出新火花嗎？您出生在諸暨，生活在上海，留學在日本，有沒有一篇小說融合了這三個地方的特質？

　　袁德音：對我來說一個地點往往能生發出一個新劇情，如果硬要說的話，我新創作的小說里其實有三個地方的元素。這篇小說刻畫了一個女兒，她的父親很早就拋棄她去了日本，住在江邊上。她想知道父親為何這么做，就每天在網上和一個日本男生聊天，并讓男生把江景拍給她看，希望可以在江景照里找到路人的身影。

　　女兒原來住在上海，父親搬走后，他們在上海住不下去了，就回到了諸暨。小說里面有三條河，一條上海的，一條東京的，一條諸暨的，因為故事推進，河水被連在一起。

　　潮新聞：感覺《殺手皇后》和《高橋、沙發與琴》等故事都聚焦校園生活，它們是否源自您的校園感受或者身邊人的真實經歷？您怎么看待真實與虛構間的關系？

　　袁德音：我是個不擅長虛構的作家，小說中最少也有60%真實經歷，每一篇都是。事實上，我只適合寫發生過的事，無法虛構我沒有的體驗。比如《殺手皇后》里的愛情，因為是我的真實經歷，所以我寫得特別動情，當時我甚至產生了一種錯覺，覺得我很適合寫愛情，其實我只會寫我經歷過的愛情。

　　至于真實與虛構間的關系，真實往往只是真實，虛構卻可以讓我們抵達真實去不了的地方。有朋友覺得寫作非常無聊，問我為什么寫作，我告訴他們，寫作可以讓我做一些平時不敢做的事，比如我可以在小說中親親現實中不敢親的女孩（笑）。

　　小說就好像一個平行宇宙，通過創作在平行宇宙里不斷擴張，我們就有機會抵達更多的可能性，彌補許多生活的遺憾。

　　潮新聞：您的《貓蘚》《高橋、沙發與琴》中都有貓咪出沒，貓這種動物對您來說是特殊的意象嗎？

　　袁德音：貓咪的意象很多，關鍵要看怎么用。一開始我在《殺手皇后》中使用“黑貓”這個意象完全是順其自然，因為我真的養了一只黑貓。

　　后來到《魚，魚，魚》，我虛構了一只白貓，主要是讓小說中的人物發生關系。當時要寫鄰居突然來我家敲門，我不知道怎么讓他敲，剛好現實中我家黑貓經常偷跑到隔壁的陽臺上，于是我就在小說里寫，鄰居家的白貓溜來我家，然后鄰居來敲門。

　　這里的貓就好像一個紐帶，成為人物與人物間的交流工具；《高橋、沙發與琴》中，主人公需要在一個很糟糕的狀態中遇到高橋，設置貓咪主要因為它是我的心理陰影，可以讓我產生一種愧疚感；《貓蘚》完全是為貓而寫的，我當時讀了愛倫·坡的《黑貓》，覺得怎么有這么驚悚詭異恐怖的東西，就想自己也寫一個。

　　潮新聞：您覺得一個作家最重要的特質是什么？激勵您在寫作路上走下去的動力是什么？

　　袁德音：我覺得作家最重要的特質是真誠，我不敢說我的寫作是百分百真誠的，因為小說確實有巧言令色的成分，但我會盡量接近真誠。

　　在寫作中我意識到，小說更多是一種暴露，一味夸贊或者唱贊歌大家都能做到，但要真誠地揭露、批判一些事情很需要勇氣，這在寫作中也是體現為一種姿態。感覺一些作家會在創作中戲弄一下讀者，通過一些技術上的詭計讓讀者恍然大悟，這樣的小說其實就犯了真誠這個問題，因為作者并非和讀者齊頭并進，而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去揭秘、希望以此凸顯自己的厲害，這樣就很難獲得讀者的共鳴。優秀的寫作者總是愿意把傷痛揭露給大家看，讓大家知道“我”這么不完美，但還是希望有個愛我的人。

　　真誠還表現為認真地對待寫作，盡量把好的作品留給讀者，如果寫出的作品連自己這關都過不了，我肯定也不會投稿。

　　在寫作路上我遇到了很多老師和朋友，他們給了我鼓勵和幫助。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沒有才華的作者，對寫作不自信，所以我寫得很慢。你看我寫了很多年，到現在也就發表了3-4篇小說，但只要能寫我都很開心，只要有故事我就會寫。

　　潮新聞：在“AI替代論”甚囂塵上的當下，您覺得文學創作者應該如何找回自己的主體性？

　　袁德音：我對“AI替代論”比較悲觀，現在AI只發展了兩年就這么厲害了，再過3年4年5年，它取代我只是個時間的問題。說到底，任何的第六感，任何的文字，任何的經驗，只不過是一串隱性的邏輯鏈，一種排列組合，只不過我們無法直接地說出它的規律，只能用第六感感受它。如果某天AI掌握了這種習慣或順序，不斷打破再重組這一邏輯鏈，就能模擬出人類最喜歡的那種表達。

　　不過，我覺得文學創作者依舊能找到自己的主體性。不久前我看了陳嘉映老師的紀錄片，里面就提到了AI是否會取代人類，里面有人向AI提出一個哲學問題，得到它的答案，即只能告訴你事情的結果而非過程。其實人類最重要的就是過程，我們要享受的也是寫作的過程，而非時常生活在被替代的憂慮中。

　　潮新聞：目前您正在或者即將創作的小說是什么類型的？是否想要突破創作舒適圈？未來對自己還有哪些期待？

　　袁德音：我依舊會寫自己經歷的生活，但我不會一直寫日本校園，因為也確實聽到一種批評，說我在重復我自己。我想換換口味，寫寫我的初中、高中的故事，還有之后去香港讀研的生活。

　　我筆下很多故事都發生在校園，這是難免的，畢竟我需要以自己的生活作為寫作的基調。我想，倒也不用為深度故作老成，等我三四十歲，我自然會寫這樣的東西，那時我肯定也寫不出現在這種青春的感覺。巖井俊二不是說，他離開青春以后再也寫不好青春了。

　　目前我正在寫的小說與我的初中生活相關，從小到大我換了很多寄宿家庭，經歷了很多，就打算以這三年為錨點，寫某一年，呈現軍事化管理的校園中的故事，通過小說探討一些社會問題。

　　不過舒適圈也挺難定義的，我最開始以為我的舒適圈是日本經歷的事，覺得自己寫初中故事已經算突破舒適圈了，結果現在發現兜兜轉轉寫的都是校園生活、情情愛愛，又開始想是不是沒突破成功，所以我覺得沒必要陷入這個問題里，只要嘗試改變，就是一件好事。

　　未來我挺想寫一篇長篇小說，雖然我不太擅長編故事，經常覺得編著編著故事就不夠用了，出一兩本書可能就沒故事了，但后來我發現，很多故事值得不斷深入，分出很多支線、主線，出現更多的人物，這樣故事篇幅就會變長，但寫作的難度也會隨之增加。

　　我也想嘗試更多元的題材，或者試一下與戲劇、電影、短視頻等媒介互文的小說，比如國外某個作家在小說里貼了一張現實生活的發票，大頭馬在書里附上了二維碼，讀者可以通過掃碼看一些東西。這種形式我現在還蠻感興趣的，尤其我挺喜歡玩單機游戲，想找到游戲和小說的結合點。

　　我還有一個夢想，就是出版一本屬于自己的書，小時候開始我就覺得我有“收藏癖”或者“戀物癖”，想要獲得獨一無二的東西。那時我戴個手表掛個掛飾，往往會給他們起一個中二的名字；還會給自行車上面綁小石頭、紅繩子，那時我就覺得，如果有一本署著自己名字的書，那種感受還是蠻特別的。